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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建设：思路更加清晰 脚步更加稳健 |
| 【字体：大 中 小】【2007-12-24】 【作者/来源 马丽】 【阅读：】 【关 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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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岁末，距离2006年中央下发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号文件已经两年了。现在回想，还记得在新农村建设伊始大家头脑中的那份冲动。围绕着国家出台的各项惠农政策和前所未有的3397亿支农资金，围绕着新农村建设中千头万绪的问题，一时间，各种主题的研讨会纷纷召开，各方面的观点交相碰撞。而对于新农村建设起步阶段的一些具体工作，社会舆论的肯定和批判之声更是不绝于耳。
时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综合局局长的唐仁健曾说：“新农村建设不能两年三年以后，一阵风一阵云过去了，以后什么也没有了。新农村建设要让农民得到实惠，让经济学家值得回味，要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立得住。”两年之后，我们回眸新农村建设，固然不能期望农村面貌乃至“三农”现状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变，但却可以看到，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向依旧，各地对新农村建设的坚持和探索依旧。经过两年的积淀，新农村建设少了一分躁动，多了一分扎实，少了一些迷惑，多了一些思路。
从急于求新到固本培源
2006年一号文件刚刚出台，新农村建设便成为了全国关注的热点。在大部分市、县，迅速成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把新农村建设作为一项专门任务来抓，都想争取尽快出成绩。但在具体工作中，一些基层干部和政府部门，却不知道新农村建设中自己的工作与以前有什么不同，许多地方上的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也存在着目标任务不清、职责不明的状况。
对此，不少专家也表示了自己的担忧，认为一些地方对建设新农村任务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缺乏长期奋斗的思想准备。因为说到底，提出新农村建设，只是把农业和农村工作放在了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更加突出的位置，而并不是完全开始一项新工程，更不是短期内即可完成的。
因为急于求新，一些地方的新农村建设出现了运动式的现象，新农村建设流于表面，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村容村貌的治理上。“村容整洁”当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要目标，而且，许多农村的道路、垃圾等问题也的确迫切需要解决；但是，有些地方所搞的，却并非是村民急需的环境治理，而是短期容易出成效的村庄亮化、房舍改造工程，甚至于出现了大拆大建、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
还有的基层干部，把新农村建设简单等同于村容整洁，就曾听有的干部表示“我们村子太穷，没钱搞新农村建设”，似乎没有意识到，让村子变富才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新农村不是等着富起来之后再去建的。国家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对此曾直言不讳：“有些干部理解有偏差，把新农村简单看成新村庄、新房子。中央的政策导向是，要把经济发展，把现代农业的建设，把农民收入的提高放在新农村建设的首位。”
2006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曾表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着眼点是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之所以提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就是为了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而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经历了初期的一些迷茫与偏差，新农村建设开始回归“三农”工作的主题，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中，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农业科技的创新推广等更成为各地新农村建设中的主题。对于拥有9亿农民的中国来说，发展现代农业，既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也是为了给广大农民开辟出增收致富的道路，夯实新农村建设的基础。
从各行其道到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目标，为中国农村的未来勾勒出了一幅美妙的蓝图，但面对农村千头万绪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比于中国农村的现状，不少基层干部又不知该从哪里入手。尽管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纷纷投入了大量的支农资金，但这些资金如何能够得到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也依然需要摸索。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讲过一件事情：有一个县，一年拿到32项中央和省财政下拨的支农资金，这32项支农资金来自11个机构，有限的资金分得七零八落，使用效率非常低。我在调查的时候问他们财政局的领导，能不能把这些钱合在一起用。他说不行，这都有专项检查的。买酱油就是买酱油的，打醋就是打醋的。
对此，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齐茂表示，对农村的“反哺”不是单纯的“给予”。我们需要把各部门的资金加以统筹。如果各部门各自为政，则效果未必理想。例如，公路部门在农村建设道路，而并不考虑因汽车而产生的环境问题、安全问题，那是危险的；水利部门在农村兴修的水利工程，不与农村其他相应设施配套的话，可能会被当成农民排放污水垃圾的渠道；家庭养殖业是农民增收的可靠来源，但“人畜混杂”又是农民多支医疗费的祸根；随着农村能源结构日趋多样和住宅的大发展，不协调的消防、防洪和卫生防疫能力已经给农村留下了公共安全隐患……简单独立地“反哺”农村，农村所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更严重。
因此，新农村建设决不仅仅是在财政上、政策上加大反哺农村的力度，在投入资金前，首先要做的，是制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否则，盲目建设，政府的投入可能很难见成效，甚至适得其反。在中央关于新农村建设的一号文件中也曾明确提出，各地要安排资金支持编制村庄规划和开展村庄治理试点，从各地实际出发制定村庄建设和人居环境治理的指导性目录。
但在新农村建设之初，不少村庄在建设过程中缺乏规划，造成了资金使用的重复浪费；有的村庄规划过于简单粗糙，甚至只是一味的照搬硬套，不突出特色，不区分轻重缓急，一张图纸，一种模式，一个步调；也有的规划，是决策者拍脑袋想出来的，不免空洞无物，纸上谈兵，缺乏可操作性。
还有一些规划，虽然内容不错，但难以持久实施下去。据基层反映，不少政府行政部门、村民委员会，不能严格依规划行政，甚至有一些村基层组织在党支部、村委会换届后，将原来订出的规划统统推倒，使得本来在村民心目中有着美好前景的规划，成了一张废纸。
这些问题，都是在新农村建设初期基层反映较多的，也在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逐渐被越多的地方认识和纠正。各地政府部门、农村基层组织以及众多的专家开始参与到村庄的建设规划中，通过实地考察，与村民的详细交谈，因地制宜，制作出详细的版图，村民逐年增收、村庄的基础建设、居民住房、公益事业设施、发展工业、农业产业化区域布局等群众关注的新农村建设情况，甚至五年、十年以至几十年的远景规划都一一展现在版图上，一些地方政府还把执行规划情况纳入工作目标考核体系，重点考核农民收入、农村公共服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等关键指标。这样的规划，不但让每个村民心里有数，还激励着大家努力去奋斗，让宏伟蓝图成为现实。
从自上而下到农民参与
2006年，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等人组织实施了“农民视角的新农村建设研究”，在江苏、湖南、河北和甘肃等地深入调查了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态度、需求和建议。调查结果显示，农民的许多需求与某些地方政府的想法并不一致。叶敬忠因此提出，许多农民，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新农村建设，不能让农民“失语”。
这一点，许多专家都曾提到。山西省社科院的王建康称，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财政支农资金往往由政府部门主导安排使用，农村最为急迫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资金投入。如陕西省近年来开展了大量送书下乡活动，但许多书籍不是农民想看或能看懂的。
如何让新农村建设真正瞄准农村的需求，体现农民的话语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徐小青表示，大体的思路是乡村根据村民意愿和实际需求，提出项目资金申请，经第三方认证和确认后，再由政府划拨相应资金。
这种方式不仅能尽可能体现农民意愿，也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需要。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提高农民素质，曾一度是很多基层干部谈到新农村建设时提及的重点难点。人大代表、江西省南城县五帝村党支部书记吴木根曾说：“现在有些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完全依赖政府，自己站在一边当‘裁判员’，只盯着自己的利益，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的确，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各级政府都不应该对新农村建设大包大揽。但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农民进城打工创收，与新农村建设并不相悖，我们没有道理要求农民一定要留在家里投工投劳搞基础设施建设，而放弃进城赚钱的机会；另一方面，许多地方自上而下建设新农村的方式，由于没有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意愿，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
韩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参赞郑文燮在谈到韩国新村运动时说：“在1970年的洪水灾害之后，当地村民自发行动起来修路、修桥，当然政府如果支援的话，会变得更好。这样政府开始免费为农村提供水泥钢筋，但由农民自己决定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利用，于是村民把政府提供的东西大部分用于修路、住宅改建，自己出劳力，积极性很高。我认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尤其要注意建立发动农民积极、主动参与的机制，让农民把它当作自家的事情，主动投入热情、力气，真正干好。”
北京平谷区的东洼村2006年请了专家来为村里制定新农村建设规划，在专家制定规划的过程中，每一项内容都和村民进行商量。规划中，村民的一些想法和专家或政府并不一致，但最终通过磨合沟通，大家还是达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这里的干部说，东洼村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农民有自己当家的主人翁感觉，从而调动村民们建设村庄的积极性。同时，这个民主参与的过程，本身也是对农民一次无形的培训，对于农民观念的改变、能力的提高过程有着重要作用。
这样的做法，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得到了更多的推广，许多地方开始试着把项目的决策权和资金的使用权更多地交给农民，而不是一味地“为民做主”，这种方式，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为是建设新农村行之有效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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