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墩六安王刘庆墓中出土了三块封泥，上面印有“六安臣”字样。在盗墓贼眼中，这是三块很不值钱的泥巴，却给我们传递出了丰富的，金钱难买的历史信息。
     汉代在皇帝的宗庙陵园都要设置陵园的“食(音Sì)官”，食官令的等级一千石(音dàn)，高于县令(汉代以“石”标志官吏等级）。皇帝死后，每天都要象活着那样“进餐”，到时候陵园中有关职司要在享殿(又叫献殿、寝殿、陵殿，等，是陵园建筑的重要部分)举行仪式，端上各种食物供死去的皇帝享用，食官就负责这些食物的征集和加工。春秋战国以来，在天子及诸侯手下当官叫大夫，在大夫家中当差叫仆，其总管又叫家臣。“六安臣”中之“”又作食、饲，以食品供应别人叫食(Sì)，“六安臣”是六安王刘庆陵园中总管食物供应的家臣，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刘庆墓中还留下3块“六安臣”封泥，说明他的任务之复杂。这一职务的设置，说明六安王刘庆死后也要定时享受各种祭祀供品，六安王刘庆墓区也建有用于祭祀活动的建筑(规模自然小于皇帝的享殿)，也有专人筹集各种供品，甚至陵园服务人员的饮食。只是根据武帝的《左官律》，同等职务的官吏比中央都要低一级，所以皇帝陵园中的食官令，到了六安王陵园就必须称为“臣”。汉代皇帝殡葬时，要随葬黍、稷、麦、粱、稻、麻、菽、小豆八种粮食，各用筲箕装盛，每种3升(约合今201×3毫升)。(xi，即醋)、(hǎi，用鱼、肉制成的酱)、桂末各一瓮，每瓮也装3升，醴(lǐ，甜酒)和酒(滤过糟的酒)各一瓦坛(可装5斗)，另外还有方酒壶8个(是否必须装酒不详)。这些殉葬食品，也都由“臣”置办。六安王刘庆墓中除稻谷外还发现有李子、板栗和瓜子等，体现了江淮的特色。秦汉时期，我国气候比较温暖，有许多年，鲁国(今山东西南)都不结冰，竹、梅等的分布偏北，六安臣在皖西采办到李子，(可能刘庆喜吃李子)是完全可能的，可惜我们没有发现更多的当年长在皖西，如今已经绝迹的水果或其他种子。刘庆墓中李子的发现，可与气象学家竺可桢关于我国古代第二个温暖时期(前770——公元初)的学说相印证。
    六安王刘庆墓中发现了一壶“古酒”，引来许多商家抢注有关商标，也许这也是保护文物，发挥其经济与社会效益的重要途径。西周宫廷作坊中有专司酿酒的工匠，酿造祭祀祖宗鬼神的酒，贵族在礼仪大典以及平时宴乐等不同场合的饮用，叫做“三酒”。在祭祀宗庙时要使用五种酒，祭祀时自内而外依次摆设：玄酒、醴齐、盎齐、醍齐、沉齐。玄酒放置祖宗神主(灵位)近前，酒精含量最低，据说是因为上古无酒，用特制的水祭祀，所以玄酒又叫“明水”。沉齐，是酿制最为成熟之酒，酒液在上，酒糟沉积在下，又叫澄酒，但地位最次，放置在堂下。这五种“酒”叫做“五齐”，都是酿造酒，还不是蒸馏酒。上海市博物馆藏有汉代的铜酒甑，但至今未发现汉代的蒸馏酒。
    春秋时民间就有人酿酒和卖酒了，孔子在举办祭祀典礼时，不用从商人那里买来的酒，怕它的品质不好。西汉民间酒坊更多，为怕酒鬼闹事，政府规定3人以上无故聚在一起饮酒，罚黄金4两。这条禁令效果不大，民间酿酒饮酒仍很活跃，司马相如为了气老丈人，和卓文君在临街头开了一家卖酒的“排档”。除了饮用，西汉时酒还广泛用于医药，被叫做“百药之长”，西汉政府于是开征酒税。
    刘庆墓中的酒，可能是“臣”从酒坊买来的。墓的外出土的铜壶上有铭文：“沈氏容十升重三十一斤。”如果装水，不可能，因为不会用水殉葬的，用水也不必记明容量。如果装粮食，刘庆府中每年拨来的田租中粮食有的是，不必注上卖主“沈氏”的名号，而且粮食迳以升、斗依次计量就行了，何必换算为“斤”？所以这个铜壶极可能是装酒的， “沈氏”如果是铜壶的制作工匠，应该把名号镌在底部，因此，沈氏很可能是酿酒的工匠或酒坊老板，下面就是：
(1)酒的容量：1升=201毫升，10升=2010毫升。
(2)酒的重量：1两=24铢×0.667克 31斤=7939.968克
西汉的一斤酒约为256.1克，比当今的半斤略多。至于刘庆墓中发现的“酒”品质如何，成分如何，只有请考古学家们解答了。